黄永玉先生：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这些年，每每遇到挫折、困顿、烦闷，总会想起黄永玉先生跟我说的那句话：“人生旅途中难免会被坑绊倒，有人立即起身，掸掸身上的灰尘，继续前行；有人则一直蹲在坑旁，仔细端详，反复琢磨，何以会被坑所阻挠。前者或许会成功，后者必定失败。”于我而言，永玉先生就如同黑暗隧道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生之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初识黄永玉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岁末。这是他阔别上海二十年后，再一次来到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城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喜欢上海，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先生此行目的是要寻觅青春的印迹，踏访久违的老友。

他借居在影星王丹凤在“陕南邨”的家，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小客厅充满了欢愉与温馨。我也跟着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去凑热闹，起先大家还都有点拘束，但黄先生的洒脱、豪放和幽默，很快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

老人健谈，从佛罗伦萨、巴黎谈到凤凰、张家界；从达·芬奇、罗丹，谈到齐白石、张大千；从莫扎特、普契尼、卡夫卡，谈到弘一法师、沈从文……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同命运、共患难之友。他左手托着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吐出，一缕青烟袅袅婷婷，在屋内弥漫开来，思绪似乎随着轻烟飘回到过去的岁月。好大一会儿，才喃喃地说：“乐平、野夫、西厓这样的好人都去了。作为朋友，我却连去医院看看他们，陪他们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常常责备自己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忘记了他们。我不是缺乏勇气，只是当时自己的事情也搅得乱七八糟而脱不开身。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啊！我可以陪着他们在我意大利的家里住住，开着车子四处转转。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黄先生说得很动情。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他在画册后记中一段话：“时光太快，令人莫名其妙。我竟然七十岁了，差堪得意，一生从未蹉跎时光；只是漫长的岁月中，情感用得真累。这铁石心肠的世界，把画册献给谁呢？献给自己吧！”怕老人过于伤感，大家连忙把话题扯开：“还好，我们没有把您错过。”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黄永玉先生始终被浓浓的友情包围着。他见到了张乐平夫人冯雏音，见到了作家黄裳和辛迪，更出乎意料地见到了暌违近半个世纪的挚友殷振家先生。殷振家先生是一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和《苏州二公差》便是他的杰作。然而，他却一生坎坷，晚年妻子又重病缠身，生活窘迫。黄先生得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画呀画，然后把这些画作交到老友手上，再三叮嘱，需要用钱时尽可去卖。老人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朋友的情谊。

临别前，永玉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海亲历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乘坐出租车，当开车的女司机得知他是画家时，显得异常兴奋，说自己丈夫也喜欢画画，只是工作不太理想，整天起早贪黑，赚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自然也就无暇再拿起画笔。于是，她决定辞职，出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以便让丈夫腾出时间去画画，寻找心中的艺术之梦。她说，丈夫勤奋，有天赋，只要坚持下去，相信他一定会获得成功。永玉先生听了，感动万分，抵达住所，立即送了本画册给那位女司机，并且要她转达“一个画画的”对“另一个画画的”的问候和致意。老人觉得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他上海之行的额外收获——这显示了一座城市的胸襟与气质。“所以，我喜欢上海是有理由的。”他微笑着，眉宇间还夹杂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和天真。

香港回归前夕，我赴港拍摄春节特别节目，尽管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还是抽空给永玉先生挂了个电话，原以为他可能已经把我忘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那爽朗的笑声：“哈哈，你来香港了？那来玩啊！”于是，离港前一日晚上，如约前往永玉先生家拜访。由于司机不熟悉道路，走了不少弯路，待到永玉先生家时，已接近十点了。我连连向先生道歉，可他却把手一扬：“没关系，反正我也睡得晚。只是，茶有点凉了。”永玉先生的家位于中环附近的半山上，宽敞的会客厅有一长排玻璃窗，站在窗前，仰望苍穹，繁星满天，一轮明月挂在天际；远处摩天大楼的灯光闪闪烁烁。群星与灯珠衔接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星河，哪里是灯海。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永玉先生见我这副发呆的样子，笑了：“很美吧！可这样的窗口要是提早四十年来该有多好啊！我一生经历的窗口太多了，每一个窗口就是里程碑，一个纪录。”

先生饶有兴致地跟我聊起有关“窗口”的故事。他说第一个窗口是家乡凤凰的老屋，“前面有树，中间有城墙，远一点就是山。阳光、雀鸟、老鹰，还有染房，有个高架挂满二十条丈布，那些色彩鲜艳的布一条条挂起，很好看，小时候，我常趴在窗口痴痴地看……”他还风趣地把家乡比作自己的被窝。这被窝里有自己喜欢的气味，别人未必习惯，但自己喜欢。后来，永玉先生去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他在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很大的窗。先生每天清晨都倚在窗口等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溪上班。只要一看见女友的身影出现，他立刻吹起法国号以示欢乐。永玉先生后来写过一首长诗，记录他人生中第二个难忘的窗口。“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十八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第三个窗口则是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1948年，永玉先生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到香港，住在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仅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小屋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榕树的树顶。他们夫妇买了漂亮的印度窗帘，来装扮“最值得自豪，最阔气的窗子”，还给它们起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破落的美丽的天堂”。有一年，黄老来沪办展览，我曾专门约金庸先生原配杜冶芬女士（下图左）与永玉先生相聚。两位老人共同回忆九华径时代的艰苦岁月。

上世纪五十年代，永玉先生携全家自港返京，与诸多大画家合住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文革”后更是被赶到一个没有窗的小屋，永玉先生干脆画了一幅二米多长的《窗》，挂在破烂的墙壁上，“窗”外山花烂漫，春意荡漾。“只要活着，故事还不会完；窗口虽美，却永远只是过渡。眼前我们有一长列窗口，长到一口气也走不完。它白天夜晚都很美，既知过去如梦般的美，又真实可靠……明天的窗口，谁知道呢？”他说。

后来，北京“万荷堂”落成，永玉先生邀我前往做客。“万荷堂”占地约二十亩，大院东首有一庞大荷花塘，池塘四周亭轩错落、回廊曲折、清幽雅致、美不胜收。其中一座凉亭里有先生大幅水墨《荷花图》，苗子先生题句：“主人自写青山卖，朋辈同夸白雪辞。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西首那用青石、灰砖和原木筑成的建筑群，分前后两进，前面是永玉先生工作室，跨过门槛，一张八尺整张的“十万狂花如梦寐”屏风跃入眼帘，五彩斑斓、气象万千；东侧墙壁上则悬挂着先生刚刚完成的巨幅画作《老榆蓬勃图》，苍劲郁勃，耐人寻味。穿过工作室，径直往里，则是主人客厅和起居室，巨大的壁炉上摆放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发，好客的主人常约一些旧友新知在这里品茗聊天。

湖南凤凰喜鹊坡的“玉氏山房”则是另一番景象。按黄先生的话说：“玉氏山房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如何安置那根来自三峡，需要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的阴沉木。”推开两扇绘有采莲图案的大铜门，可以看见一个约四百平方的客厅，那根重达七吨的阴沉木赫然矗立顶上，天窗洒下的阳光布满客厅的古家具上，摇曳多姿、韵味无穷。坐在偌大的客厅里，先生跟我和太太回忆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生活状况。他说：“当年闯荡上海时，在寒碜之极的小包袱里，装着三本高尔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线装黄仲则，一本鲁迅，两本沈从文，一本哲学词典，四块木刻板，一盒木刻刀……”尽管从早到晚不停地刻木刻、画漫画，但仍一贫如洗。某日坐有轨电车去愚园路，买票后须找回三分零头，售票员故意装聋作哑。本来就囊中羞涩，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哪肯轻易罢休，他大声喝道：“找我三分钱！”售票员这才很不情愿地将零头找回，同时大骂“赤佬，瘪三！”时间过去数十年之久，永玉先生居然仍能将那句“海骂”，模仿得惟妙惟肖。在凤凰逗留期间，先生每天陪我们到各处转悠，太太劝他不必如此，但老先生非常执拗，说：“下次你们再来，我就未必陪得动了。”我们听完不禁动容。

永玉先生素来与狗亲近，笔下小狗千姿百态，家中也总可看见狗，有的温驯，有的看起来很凶悍。“玉氏山房”就有十余条狗，每日清晨大门一开，大狗小狗欢快地涌进客厅。我太太十分惧怕狗，见状魂不守舍。永玉先生给了她一根皮鞭，说，只要轻挥皮鞭，所有的狗都会知趣散开。太太一试，果然灵验。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太太总是一鞭在手，不敢有丝毫懈怠。这画面让永玉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问我太太：“你为什么怕狗？”太太答曰：“我怕有毛的东西”。先生脱口而出：“那你怎么不怕牙刷？”太太先是一愣，随后也哈哈大乐。

尽管年事已高，永玉先生仍不时往返于京沪之间，兴之所至，常常会即兴作画。有一次先生与沪上文化人聚餐，我偶然拿出反串京剧《龙凤呈祥》“孙尚香”剧照。先生一看，不觉两眼放光，“怎么像张君秋？好玩！好玩！来，我给你画一张。”说着，便脱下外衣，撸起衣袖，吩咐友人笔墨伺候。黄老让我坐在他对面，拿起一支小毛笔，气定神闲地画将起来。只见他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低头勾线。不到半小时，画的轮廓便完成了。定睛一看，一张胖乎乎、面带笑容的大脑袋跃然纸上，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神肖毕现。画完脸部，先生又画起了凤冠、霞帔。随后将朱砂、朱膘、石绿、藤黄等各种颜料一股脑儿挤到两个盘子里,一手拿照片一手用笔调和颜色，涂抹上去，一面自言自语：“弄点印象派的色彩给你们看看。”前前后后画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大功告成，最后还不忘题上几句妙语：“庚辰冬，写可凡‘孙尚香’剧巨像，非可凡无此规模也，玄德焉能不怕。”众人皆拊掌称好！

先生93岁那年的儿童节，我在朋友圈晒了一张童年照片，黑蛮哥感到有趣，便与先生分享。先生看后，不觉技痒，很快画了一张漫像。画面上如藕一般的大腿和胳膊，再配上一张圆乎乎的脸，脸庞两侧则是两团腮红，煞是可爱，活脱脱一尊无锡惠山泥人玩偶。与此同时，先生还留下一通手札：“可凡：给黑蛮传来早年照片，手痒，不忍不作反映（应），为半百人祝贺六一，此为第一遭。”

还有一年三月，赴京参加全国两会，与全国政协委员王安忆、赵丽宏、唐宁同往“太阳城”拜访。先生那天下午原本预约眼科医生检查眼底，但听说我们要去做客，立刻与医生调整时间，因为眼底检查需要放大瞳孔，这样的话，他就无法看清人影。待我们抵达时，发现他的画桌上放着早已画好的几张马，或引颈嘶鸣，或低首沉思；或回眸远望，或直视前方，任我们随意挑选，等选完后再行题词。我的那张《奔马》题句：“人的战功，马占了一半，却很少见牠们名字。”

闲聊中，他还就我主持时的着装发表看法：“你不必每次都穿西装，穿一件皮背心也未尝不可。”老人家随即让黑妮姐寻找曾为其定制皮装的一位意大利老师傅，结果杳无音讯。几年之后，先生打来电话，说已在佛罗伦萨找到那位老师傅，嘱我赶紧告知衣服尺寸。不出两个月，一件精致的褐色皮背心便寄到我手中（见下图）。先生对晚辈的呵护之情，毕生难忘。

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他从不畏惧，从不气馁。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人生所有的遭遇我都受过，但我不哀叹，反而感到很值得。这辈子没有冤枉。等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不要坟墓和墓碑，即便有个墓碑，上面也只要写三个字——太累了。”所以先生始终以淡然的心态看待生活，甚至不奢望别人能记住他：“鲁迅先生说，如果一个人死了，不活在人的心上，那他就真的走了。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需要，不用活在别人的心里。不过，有点要注意，如果我没死透，千万别运走。你们一定要针扎我一下，没有反应，就送走，放在电炉里，门一关可就来不及了。”

我问他，如果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有人谈起他，希望人们如何评价？“这个混蛋！”说罢，黄先生的脸上露出狡黠却又纯真的微笑，这使我想起他在《假如我活到一百岁》里的诗句：“……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我是一个不惹是非的老头，我曾经历过最大的震动和呼唤，我一生最大的满足是，不被人唾骂，不被人诅咒，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

如今，黄永玉先生早已远行。曲终人散、繁华落尽，脑海中飘过苏东坡的句子“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然而，人已逝，物却留，我们仍然可以在那许多文字与画作中，感受到他的精神力量。

值此黄先生百年诞辰及逝世一周年之际，聊缀数语，以表无限缅怀之情。

2024年6月5日16：30 于海上“留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