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在百年前外国人眼中的描绘

文/史红帅

文.史红帅

清末民初前往西安城从事游历、考察、传教、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文献记录了晚清西安城的方方面面，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有关清代西安城的英文文献中，还往往附有数量不等的照片和地图，是反映清末西安城的珍贵图库。本文将分上、下篇，来介绍一百年前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

清末民初，是西方人前往西安城比较集中的时期。欧美等多国传教士、医生、记者、商人、军人、探险家等纷纷前往西安城从事相关活动，留下了不少日记、行记、信件、调查报告等弥足珍贵的西文史料。

发现《穿越神秘的陕西》

1901年11月，美国纽约《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纳柯苏（英文名为尼科尔斯）横跨太平洋，经天津、北京、保定、太原等地，前往西安城调查1898~1901年陕西大旱灾情，并与后来担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的英国浸礼会著名传教士敦崇礼在西安城及其周边临潼、三原等县散放美国各界民众筹募的6万美元（相当于8.6万两白银）赈款，其中包括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和国务卿海约翰的慷慨捐赠。这次中西结合的“洋赈”拯救了数十万陕西饥民，成为近代西方第一次在陕西及至西北地区的大规模赈济活动，也使得基督教和美国的影响力在西北内陆一时大为提升。纳柯苏将此次赈灾之旅写成了一本《穿越神秘的陕西》，于1902年在纽约出版，书中花费大量笔墨，详记作者所见所闻的西安城与西安人，堪称近代西方人对古都西安近距离观察和描述的第一本全景之作。

2006年深秋的一天，当笔者在美国西海岸西雅图老城区一间规模颇大、陈设古朴的古旧书店翻检书籍时，竟意外地在书架上发现了这本苦觅已久的《穿越神秘的陕西》，在书中读到了一幕幕陌生而似乎又熟悉的发生在西安的场景，书里珍贵的照片也使得百年前的老西安在眼前“活”了起来。

法国汉学家沙畹1907年9月拍摄的大雁塔

此后，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一些城市的古旧书店里，又相继发现了不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过西安的西方人所撰的弥足珍贵的史料。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当年那些怀有各种目的、征途万里前往西安的西方人的脚步，去看看一百多年前的西安城。

为辉煌的古代文明而倾倒

在有关清末民初中国内陆的西文文献中，西方人对西安城的看法或是雾里看花，或是真知灼见，不一而足，但却无一不为西安辉煌的古代文明而倾倒。

关于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1907年在伦敦出版的由中国内地会的英国传教士海思波所撰《中华帝国传教调查》概述云：“对于沿着陕西省南北方向旅行的人而言，穿越秦岭往北，就置身于渭河右岸的低平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依赖于降水）。渭河谷地西部狭窄，但愈向东行，愈为宽广。沿山而下的川流可供人们灌溉田地，种植稻米。据估计，西安盆地面积约4000平方英里，分布着省会西安城、4座州城和30座县城。平均每平方英里就有一座市镇，还有无数的村落”。

文字虽然简短，但却是此前不少西方人深入西北内陆旅行、游历考察得到的结果，总结了清代后期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交通、人口、土壤、农业、城镇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人看来，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海思波比较说，“陕西省面积为75,270平方英里，几乎为英格兰和威尔士面积之和，或相当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面积。据估计，人口为8,450,182，约为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的总和”。而西安城作为陕西省会，“就历史胜迹而言，无出其右”。尤其是1625年在西安城西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更成为吸引欧美国家宗教、考古、探险等方面人士慕名前往的重要动因。1913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出版的《革命的中国》就指出景教碑对于扩大西安城在西方世界影响的重要作用：“从宗教和文物考古角度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个中国城市能够在引发欧美人兴趣方面与之匹敌，因为这里有刻立于公元781年著名的景教碑，而今伫立在异教寺庙的院落中。它记录了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团体。这通极为古老而富美感的石碑的复制碑于1909年存放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自1850年起就存有一份拓片”。

美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廉·埃德加·盖洛，曾四次到中国长途旅行，对中国的长江、长城、十八省府和五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1911年，他游历西安后，在其《中国十八省会》中也赞誉说，“西安及其附近地区浓缩了中国的历史，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古物中心了”。这些对于西安城古老历史文明的称赞，与现今西方游客在西安参观古迹时感受到的震撼相较，由于当时往来旅途更为艰辛，因而获得的喜悦也就更大。

“今天，与以往一样，旅行者来到这座著名城市，拜访它的古老庙宇，在其中观览古代遗迹；去古董铺购买古代花瓶、青铜器和镜子；欣赏历史剧目《贵妃出浴》；参观收藏着数以百计古代碑刻的闻名遐迩的碑林，其中包括石刻儒家经典和著名的景教碑，记录着阿罗本及其门徒在公元635年到达西安城的史实”。

读到这段文字，不要以为是现今的西人游记，这是清末民初长期在西安城传教的英国浸礼会宣教师乔治《中国的活基督》（1947）中对西方人在西安观览活动的描述，可见西安对西人的吸引力，自古迄今，就在于辉煌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古物遗存方面。

战略要地·西北之都

在西方游历者眼中，西安城不仅仅是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陕西省会，1913年伦敦出版的《纪念西安府的罗德存大夫》即评价说，西安更是“中国西北地区之都，到处都拥挤着繁忙的商人和游历者”。《中华帝国传教调查》也指出，西安城“在规模、人口和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北京”。《革命的中国》的作者还从战略角度指出，“如果俄国打算切断中国东西部的联系，它就应当向西安发动攻击。因为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四川与帝国联系的战略要地”。

沙畹1907年8月拍摄的西安府藩台衙门

1913年在伦敦出版的《见证中国革命》的作者认为，“在中国漫长奇特的历史上，古城西安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现在，在吸引了东、西方世界目光的1911~1912年革命中，西安又一次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他还阐释了西安城在1900年“庚子国变”之际作为临时国都和1911年辛亥革命时作为首批起义城市的重要作用：“据说西安城落入革命党手中，对北京当局造成的影响远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为深远。因为西安城被视为是帝国一处名副其实的堡垒。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事实更有说服力，在上一次的中国大变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整个朝廷选择西安作为临时栖身之地。但是岁月流转，西安城在近300年前满族统治中国时，是最后一个承认满洲皇权的城市，现在却是第一批推翻满清统治的城市之一。”

偏僻遥远的“边城”

尽管清代西安城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无可否认，但西方游历者也深刻认识到，西安城深处西北内陆，交通运输落后，在与西方各国大规模通商方面难与沿海、沿江开埠城市相比。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就认为“西安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中国史上发挥的突出作用为西方世界所熟知。但是在中国的一些相距如陕西和北京那么远的地方，对西安却知之甚少。西安常常被认为是边境城市”。而《纪念西安府的罗德存大夫》则通过比较指出西安城深处内陆的不利一面：“陕西如此偏僻遥远，以致沿海的人们提及时就好像在说异国之地。按照所需时间计算——必须承认，这一点是最为公平的方法——伦敦比西安距离北京更近。伦敦距离北京仅仅13天的路程，而从北京前往省城西安平均需要16天（尚且是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1907年丹麦年轻探险家赫尔姆受雇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前往西安城复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撰有《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美国《纽约时报》1923年1月14日发表该书书评称，“大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远离铁路，只能经由最难行的陆路或单调乏味的水路前往。由于其偏僻遥远，这两个省与外国没有商业往来。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是神秘的未知之地”。在远洋轮船和火车大行其道的时代，地处西北内陆的西安城，虽然位处交通枢纽，但由于交通方式的局限，与沿海、沿江城市相比，偏僻落后，对外交往困难，这成为制约近代西安发展的一大原因。

城周规模：25里、40里还是77里？

清代后期西方人对西安城地位的认识与评价，如“中国西部之都”、“仅次于都城北京”等，很大程度上基于西安城庞大的城周和人口规模。英文文献所记数据虽然未必精确，但正可反映当时西方人眼中的西安城规模与地位。

西安城高池深，占地广大，西方游历者看到雄壮宏伟的西安城，莫不为之震撼，多将之与都城北京相比。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1891年出版的《喇嘛的国度》中即称“西安城墙的长度、高度和坚固程度仅次于北京”。

1911年美国地理学家盖洛拍摄的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传教使团传教士及其眷属在西安城外郊游照

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详细记述了在东郊远远望见西安壮阔城墙的情形，读来生动有趣：“我以为是山丘的景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西安城的城墙。山峰其实就是箭楼。虽然现在我对中国的城墙已经较为熟悉，但还是没有料想到西安城这般壮丽宏伟。与西安城墙的宏阔高大和极佳状况相比，北京的城墙衰败落后，无关紧要。西安城墙约15英里长，在明代洪武皇帝统治时期的1368年依照当今所见格局重建。城墙各处高度均不低于30英尺，而靠近城门的地方从地面到城墙顶部高达70英尺。每一座巨大的城楼都有四五层高，有六七十个窗户，射手可以从中向来自平原地带攻打城市的敌军放箭。”

《中国的活基督》一书也描述了西方人从潼关入陕，自东而来看见西安城的场景：“从最后一道台原上穿过，你会发现，前面三英里处，四四方方的城市被15英里长的带垛口的高大城墙圈围着，开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四个城角有角楼。当你穿过东门，就会发现这座14世纪的城墙有多么厚重坚实，墙底宽40英尺，顶宽30英尺，高50英尺，城墙上满布着古代和现代战争的累累痕迹”。这些文字记述对于现今的西安人而言，并无多少新意可言，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涉足西北内陆的西方人数量较少，西方各国对于这一区域所知不多，因而可以想象，有关西安壮阔城墙的文字在西方国家流传时，仍会激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巨大兴趣。

除对西安城墙、城门、箭楼、敌楼、马面等景观加以实录外，西方游历者多记述有西安城墙周长，如《在华北、满洲和东蒙的旅行》（1870）记述为30里，《从北京到喀什噶尔》（1887）记为8里~10英里（约25里~32里）、《亚洲》（1896）记为24英里（约77里）、《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1907）记为12英里（约39里）、《革命的中国》（1913）记为24英里（约77里）。

西方人所记清代西安城周数据主要来源于地方文献、对时人的访谈以及个人的踏勘估测，相互并不一致。应当指出，这些城周数据仅指西安大城周长，而未包括四关城。上表数据大致可分两类，一是25里~39里，一是77里。前者为作者亲历西安城的考察数据，后者则由于文献作者误以西安城为正方形，遂有西安城“方形城区每边长达6英里”的记述，由此得到的城周规模就远大于实际长度。

饥荒与城市人口的盈缩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年）陕西地区的大旱灾和随之而来的饥馑，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纳柯苏在灾情调查中写道，“截至1901年7月，此前的3年间，陕西有超过200万的男女老幼死于饥饿。据《政治家年鉴》载，1899年陕西省的人口为8,432,193。其中有30％的人死于因干旱导致的饥馑”。周边地区灾民如潮般大量涌向省城西安，以求官府救济。纳柯苏对大量灾民涌向西安城、人口饿毙、疾疫流行等记述颇详：

沙畹1907年8月拍摄的灞河上的古桥

“由于对土地的绝望，农民们开始涌入西安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冬，至少30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涌向陕西省城。巡抚担心发生抢粮事件，禁止流民进入城区。他们不得不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赖以活命。当我去西安时，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无一存活。据当地统计，在西安城之一郊就有13万人死于饥饿。在三个月时间里，每天早晨巡抚的仆役都要收集600多具尸体，葬埋于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结果，饥馑在西安引起了似乎是痢疾和霍乱的综合性疾病。西安城数以百计的居民虽能幸免于最难熬的饥饿，但却死于这一疾病”。

由于大量灾民最终涌入城区，西安城区流动人口在短期内大为增加。1901年纳柯苏就曾在西安城五岳庙向多达3000名灾民发放赈济款，“我们看到了至少300名男女老幼在庙宇院子中拥挤不堪。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头发纠结无光，面容憔悴，带着只有饥饿者才有的绝望表情”。

这一场大旱灾引发的饥馑给西安城人口造成的影响至清末都未完全消除，大量灾民沦为城市乞丐，有些甚至形成横行街市、强索钱财的丐帮。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述1907年西安城街头乞丐云：“我在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见过像西安城这种凄凉的景象，街巷上到处都是令人生厌的一群群乞丐。一年到头他们虱咬蚊叮的身上都覆盖着一层污垢。乞丐们通常因疾病而秃头，他们黄褐色身体上的可怕疮口流着脓液。乞丐中各种年纪的人都有，形成不同的丐帮”。

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清末民初前往西安城的西方游历者，除注意到本地灾民、乞丐外，也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人口。美国探险家克拉克在1908年驻留西安期间，就亲眼目睹了“西安城的常住和流动人口极其巨大，商贾、小贩以及来自帝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旅行者云集于此”。1909~1912年在西安城行医的英国医务传教士罗德存大夫也说，“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会看到来自18个省的人”。18省系指清代边疆地区以外的中国本部各省。《中华帝国传教调查》更明确了西安城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陕西省）的人口代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口，因为这些移民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川和云南”。移民人口中大多为商贾，也有部分从事农业垦殖。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记有大量外省籍商贾在西安经商并兴建商人、移民会馆的情形：“外省籍会馆在城中心地带的建筑占地广大。各省会馆仅为来自该省的人服务。来自汉口的皮货商可寄寓湖北会馆。从北京来西安钱庄办事的人可去直隶会馆。出门在外的人，逗留西安期间都会受到本省会馆的欢迎。商人可在会馆内预订一间房子，用于接待有生意往来的人。”

1883年伦敦出版的《中国总论》在调查后指出，西安城具有“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格局”，“包括藏族、蒙古族和鞑靼，还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因忠于朝廷而居住城中”。美国学者汤姆森所著《革命的中国》载有他在西安街头所见多民族人口熙来攘往的景象：“西安城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民族景象：缠红头巾的穆斯林，穿红衣服的鞑靼，缠蓝头巾的蒙古人，著长筒靴、留大胡子的俄罗斯人，穿长筒靴的还有藏人，穿蓝色长袍的汉人，穿黄色法衣的喇嘛，时而还会看到长有瘿瘤的当地人，穿长袍的满洲人，以及从种族起源之地移徙到中国东部，成为征服者的秦人、周人的后裔，还有希伯来人，他们也许会夸耀自己带有土耳其东部亚拉腊最为纯正的血统”。

1901年英国传教士敦崇礼在西安赈灾时拍摄的“美国公馆”

汤姆森从服饰、外貌、身体状况、种族来源、历史文化等角度，记述了清末西安城汉、回、满、蒙、藏、鞑靼、俄罗斯、希伯来等多个民族的人口特征。多民族人口生息聚居的状况充分反映了西安城在中国西北各地之间，以及西北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交往、联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城两县”与“三族鼎立”

清代西安城不仅有由东西、南北大街自然划分的城区四隅与四座关城构成的“一城八区”，亦有由咸宁、长安两县分辖城区的“一城两县”行政分区，还有汉、回、满“三族鼎立”的民族分区。

1911年出版的盖洛所著《中国十八省会》就将西安城“一城两县”分区状况与纽约城相较，“当今两县同聚一城，一称长安，一称咸宁。西安城东、西两半各属一县。正如里奇蒙德、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那样共同组成了大纽约城。因此，长安县并非一座独立的城市，而是西安城的一部分，东半部的咸宁县亦复如此”。这种“一城两县”的行政分区方式，在我国封建城市中较为多见，盖洛将其与纽约的各个城区相较，虽然两者在功能、形制等方面差别甚大，但这种城区组合的方式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安城区构成的特点不仅在于“一城两县”，还在于“三族鼎立”，即汉族、回族和满（蒙古）族各自聚居形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中华帝国传教调查》记载清代西安城民族分区：“西安城南半部全为汉人居住，但北半部人口混杂居住。鞑靼城占据了整个东北区，容纳有相当庞大的满族人口，可能有50000之多。西北城区是回族聚居区，尽管并无城墙与汉人区相隔，但很显然属于穆斯林居住区。”

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重点记述了“回城”的状况，“西安城西北部是穆斯林聚居区。这里有两座清真寺以及学习《可兰经》的学校。宗教是分辨先知追随者和其他西安市民的唯一不同之处”。盖洛在《中国十八省会》中则追述了穆斯林聚居西安的历史，指出回、汉区别较小。

在西方人看来，清末西安满城武备废弛，康熙年间曾号称“禁卒精练，天下无敌”的西安八旗驻防已雄风不在。《中国十八省会》载：“这里就是为了统治汉人而修建的满城，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在所有重要城市都有用城墙隔开的驻防区域。迄今，鞑靼军兵仍举行军事操演，投石、掷棒、骑射；但这一制度已经废懈，鞑靼城也渐显荒芜。”1907年2月，在伦敦和纽约得到资助前往西安复制景教碑的赫尔姆，从欧洲抵达西安城，他看到满城教场“主要用于放羊，偶尔进行军事演练”。

清代西安城回族主要聚居于城西北隅，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云：“西北城区是外省人和回族聚居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人口过分密集的四川省的移民。”“我发现很多人，尤其在清真寺及其周边的人们，其脸型和肤色有显著的西亚人的特点”。

在满城和回族聚居区以外，则为所谓的“汉城”，包括东南、西南城区和四座关城。东南、西南城区传统屋宇大多建筑考究、院落宽大。对西方游历者而言，“这些屋宇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颇感愉悦”。

街巷铺砌平整、车马如流

清代后期西安城有300余条街巷，其中官街和主要道路多用石铺砌，并时有维护。“与其他很多中国城市相比，西安城大街宽阔——宽度足以容纳四辆马车并排而行，令人印象深刻”。大街两侧往往店铺林立，形成商业街市。英国学者卫三畏在1870年出版的《在华北、满洲和东蒙的旅行》记述说，“西安的主要大街都铺砌平整，店铺生意兴隆、鳞次栉比”。1901年贝格汉姆所著《中国的一年1899～1900》载清末西大街沿线商铺繁盛状况云，“西安城自西到东横贯城区的主要大街是一条上佳的宽阔大道，两侧店铺储备丰盈，车马如流”。1891年柔克义在《喇嘛的国度》中亦称，“西安城内的生活和运作，铺有石板的街巷、殿宇以及华美的寺庙和官署建筑，都完全仿照都城北京”。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纳柯苏认为，就城市布局而言，“西安是一座远比北京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他还对西安城街巷之规整褒扬有加：“中国许多城市共有的一个缺点是，街巷建设欠缺规划，不成体系。无论城区人口有多么巨大，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城市都很少具有都市的外观。街巷通常盲目地四散开来，没有规划，欠缺章法。但西安城是一个例外，它遵循规章。西安城的大街虽未专设人行道，但都很宽阔。大街穿越城区，从一面城墙直抵另一面城墙。这些街巷总能以合适的角度相互贯通，主要大街以石板铺就，在沿用了几百年后，已多有磨损。西安城街巷众多，均可得以定时维护。”

20世纪初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西安城墙远景

纳柯苏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调查了一段时间后，以褒扬的笔触写道，“西安没有富豪、罪犯和堕落者出没，也没有金碧辉煌的有伤风化、挥霍放荡的场所。中国有这一类场所，但只存在于外国租界、开埠港口，那里不属于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在这座巨大的古老城市中，人口稠密，行业众多，却并没有出现贫民窟。没有一条街巷在任何一点上符合我们所称的‘贫民窟’的特点”。“骑马穿过整个西安城，看不到类似纽约东部街区拥挤、绝望、堕落的穷人社区的景象”，虽然这些描述不乏溢美之辞，但纳柯苏来自灯红酒绿的纽约，他将西安和纽约的城市社会状况加以比较后，却更推崇西安的城市风尚。

“汉城”区的华美屋宇

清代西安城汉人居住区，尤其西南城区因达官贵人汇聚、富商云集而有大量建筑华美的汉式屋宇。《中国十八省会》载称，“过了人们所称的‘南院’，再向西行，就可看见华美的宅邸，院落中植有古树。就跟（伦敦）布朗普顿和坎森顿区一样，是退隐官员归老养息的贵族居住地”。纳柯苏对清末西安西南城区屋宇外观和内部陈设记述更详：“西安城南部区域包括400个居民区，仅从房屋的外观无从得知屋内装饰之美。沿街低矮的围墙开有门，穿门而入就可看到庭院，院子的左、中、右侧均有房屋。富裕人家里的家具通常是檀香木或柚木制成。房间角落里是华丽的彩色丝绸纬帐，靠墙的柜子上摆放着珍贵的瓷器，其中很多在中国和在纽约一样贵重。大多数西安的富人以收藏带有‘桃花’和‘江西蓝’的瓷器为时尚。”

1901年纳柯苏和敦崇礼在西安赈灾期间，就住在城中心的“美国公馆”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我们无从了解“美国公馆”的内部格局。但在1906年～1910年间，就教于陕西大学堂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在西安城东南隅东柳巷“足立公馆”居住了4年之久，这实际上堪称“日本（人）公馆”，从其格局也可推测“美国公馆”的布设。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载，“（寓所）门前贴有‘东教习足立公馆’之红纸条。按公馆意义，乃指有官职人之邸宅而言，此即余四年间回忆颇多之寓居也。东柳巷为闲静之横街,侧向为布政使樊增祥君之邸宅。余宅并不广大，有一堂二室外，复有仆役室，厨房与厩舍。邸内地面用砖瓦砌垒，庭中有深及五十尺清冽之井。房后有大花苏芳一株,时来鹊鸦狂鸣，此外无他物”。足立喜六的寓所“本为某富户之别墅，涂丹抹碧，壁间或屏中贴嵌有汉唐名诗或嘉言等”。他赞誉此屋为“一所趣味很深之良好中国式住宅”。官府为日本教习尚且提供了如此良好的居住条件，可以推知，对来陕赈灾的纳柯苏和敦崇礼提供的“美国公馆”的环境、格局等还要更为优越。

1907年8月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西安城大街

在1900年～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驻跸西安期间，“北院”总督衙署就被修缮作为行宫，属于“汉城区”最为华美壮观的屋宇。纳柯苏作为第一个进入西安行宫的白人，亲眼目睹了“古老的总督衙门比城里的任何其他公共建筑都大。300名工匠将其整修一新。附近的大量建筑都用来作为朝廷官员的驻所，这些建筑也得以重新改建，周围的场地建有凉亭和藤架。行宫所在的整个区域约15英亩，有高大的砖墙环绕。显然，这是在模仿北京的紫禁城”。

西安行宫内最美丽的地方是大阿哥的院落，几年前他已被宣布作为中国皇位的继承者。大阿哥住在后花园里的一间大屋内，与朝堂有一段距离。他的屋子前面是个人工池塘，养有金鱼。大阿哥屋子的一侧厢房是一个长厅，设计奇巧的前墙能像屏风一样挪动。在炎夏之际，这里是年轻皇子们最喜欢的游憩之地。在这里，他们躺在椅子上，一边闲聊，一边抽着水烟和少量的鸦片，观赏池中的金鱼。

西北商贸中心

在西方人眼中，清代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

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连西接的地理区位。柔克义在《喇嘛的国度》中就指出：“西安城重要的政治和商业地位归因于居于中心的位置。通往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和山西的道路在这里交会。渭河谷地为群山环绕，现存穿越秦岭山脉向南的两条道路，以及两条向西通往山区省份甘肃的道路也在渭河平原交会。因此，这自古就赋予了西安城极其重要的战略和商贸地位。”

1907年8月沙畹拍摄的西安城街道

美国探险家克拉克也在《穿越陕甘》（1912）中详载西安城商道及其广阔的商贸腹地：“六条大道与西安城相连，车马川流不息。从北京而来的大道，与东接河南、通往东部的大道在陕西省边界交会；第二条来自东南的大道，通往汉口和汉江，可经由商州进行水路贸易；第三条大道用于交易汉中府和西南地区四川省的物产；第四条大道来自甘肃、西北新的统治区，以及西藏；第五条和第六条大道分别来自西北和北方，经由前者输入宁夏的皮张和羊毛，后者则是陕北和蒙古的贸易通道。这一广阔区域源源不断的财富的流入流出，使得西安府城在作为集散中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中国十八省会》亦载“从北京方向来的北路和从南京方向来的南路在此会合，成为通往俄国和西藏的西域大道”。有赖于这些商道，清代西安城与西北、华北、中原和西南各大区域商业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各类商货于此交易集散。

就商货种类而言，《中国总论》载，“西安城贸易主要是交换来自东部省区（经过重镇潼关）与西藏、甘肃和伊犁的物产”。1896年《亚洲》第1卷《北亚和东亚》亦称，“西安城是一个庞大的商品集散地。产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糖以及其他物产，被运往甘肃、藏北和蒙古，用来交换羊毛、麝香、大黄、药材和皮货”。论及陕甘贸易，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指出，“西安向甘肃这个我最为关心的省份运去陶器和瓷器、棉花织物、丝绸、茶叶（湖南砖茶）以及部分小麦，而来自兰州的包括水烟、豆油、质量极佳的鸦片、麝香、大黄、羔羊皮、兽皮、毛皮以及药材”。西安作为西北皮毛交易中心的地位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也有明确记述，“西安城是西北各省皮毛贸易的中心和转运枢纽。陕西是供给整个帝国官员们朝服衬里所用貂皮和水獭皮的来源地”。由这些商货种类及其交易路线也足可证明西安城确为西北商贸重镇。

亚洲商道节点

清代西安城虽不能与汉唐长安城在欧亚贸易中的地位同日而语，但其作为亚洲商贸通道重要节点的地位素为西方人所重视。1883年版《中国-关于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即指出，“自公元前12世纪武王定都以来，西安屡经朝代更迭、重建与毁坏，但有赖于其地理位置，它始终是控制中部、西部各省以及中亚贸易往来的重镇”。《转型期的中国》也特别强调西安城在亚洲商道中的地位：“中亚商道穿过农业发达、煤铁蕴藏丰富的地区后，自西安城开始，折向西北，在作别肥沃的渭河谷地后，穿过曾经富庶而今迭经破坏、人口稀少的陕甘地区山地、峡谷，远达戈壁。目前，从中亚前往华中和长江平原接近铁路的唯一通道是从西安城出发的大车道。这条路线沿黄河南岸进入河南，经方城，再到汉口。”

1907年8月沙畹拍摄的西安城墙内附近的街景

西安城虽偏处内陆，但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清代西北和中亚贸易中仍具有沿海、沿江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而西安附近的三原在20世纪初也开始被纳入国际贸易圈之中。纳柯苏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写道：“三原是华北棉花贸易的中心。想想整个帝国人口超过3亿，而其中90％的人都穿棉布衣服，就能认识到帝国棉花贸易规模之大了。捆载着棉布大包的驼队从三原出发，前往甘肃、新疆和内蒙古。陕西棉花的绝收似乎并没有对三原的商人构成哪怕一丁点的打击。他们立刻开始用进口棉布供应订单。他们的仓库里装满了由英国和美国纺织的棉布大包”。“棉包上的标签表明，骆驼正运载着马萨诸塞州瀑布河的产品来到古老的三原”。

繁荣的城区商业

1901年11月，在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纳柯苏进入西安城时，就看到“长逾3英里的街道两侧，商店、钱庄和市场鳞次栉比。手推车、官员的轿子、骑马的人都在涌动的人群中穿行，到处都是生意和机构的招牌”。西安城中来自各地的商货云集，种类众多，价格低廉。《穿越神秘的陕西》记述道：“沿途有许多规模很大的商铺，商人们陈列出售的囤积商品数量多且品种丰富。商铺及其经营内容不如上海和某些南方城市那样富有商业气息。银饰珠宝、象牙雕刻、玉制饰品很少在西安的柜台出售。需求似乎集中在那些更为实用的东西，如丝绸、棉布和茶叶。因为西安靠近甘肃和西藏野兽众多的群山、旷野，西安成为西北各省皮毛贸易的中心和转运枢纽。陕西是供给整个帝国官员们朝服衬里所用貂皮和水獭皮的来源地。沿着长街有好几个街区都是皮毛交易的市场。在美国人看来，皮毛的价格低得可笑。10两银子（7美元）就能买到一条大豹皮。”

1908年抵达西安的美国探险家克拉克也观察到，“西安城的物价非常便宜，面粉的售价是每斤18到20钱，大约相当于每磅0.5美分。蔬菜也以相应的低价出售，甚至肉类也比更北一些的大多数地区都便宜。橘子、柚子、梨、柿子和葡萄尤为丰富，尽管实际上只有后三种果类在这一地区种植。前两种，以及甘蔗、竹笋和无数晒干的奢侈商品——墨鱼、蘑菇、虾类和鱼翅——从东南、西南地区以较低的价格输入”。

20世纪初沙畹拍摄的五星街天主堂

清代西安城南、北院门作为总督、巡抚衙署所在地，周边各级官署多有分布。南、北院官署前开阔场地渐至形成繁荣的商业区，前往西安游历的西方人对这两处商业广场的繁荣景象多著笔墨，可补传统文献记述之不足。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北院门商业广场云：“巡抚衙门外的公共场地可谓城内的市场区。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市场，繁荣的市景于此可见。形形色色的演戏者、耍马戏的、牙医、包治百病的江湖郎中、眼医、看手相的、算命先生、术士、小商贩、捏糖人的、爆玉米花的、代算账的，以及其他很多商贩在这里从事喧闹的交易，直至天黑。”

南、北院门广场不仅具有商贸功能，更是西安市民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西安城居民可在这里“听说书者讲故事，专注地看木偶戏”，传教士也以演唱圣歌的方式在此流动传教。《穿越神秘的陕西》就着重记述了北院门商业区同时作为西安城娱乐广场的情况：“城中心巡抚署之前为一处公共广场，从早到晚，集市交易持续不断。广场四周布设有小商贩、变戏法的、算卦先生以及玩杂耍的帐篷和货摊，每一样在陕西都很知名。时分，在一天的劳作完成之后，广场上到处都是带笑的、愉快的人群。人们从一个摊子到另一个摊子，为多种多样的表演鼓掌喝彩，给表演者投掷钱币。”

昌盛的银钱业

清代后期，西安城钱庄、票号数量众多，分布集中，充分反映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和金融重镇的地位。1901年尼科斯在参观了南院门广场以西的“金融街”后，将之与纽约华尔街相比：“长期以来，西安以金融业驰名全国。在北京，西安人常常是被视为‘钱庄老板’而提及的。在从公共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有将近20家钱庄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当今的这些钱庄票号在西安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运营制度与美国的银行极为相似。西安的钱庄票号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号，依靠它们收取存款，发行汇票，出售兑换单。兑换比率取决于签发汇票银行的远近和汇票送抵的难易。持有陕西汇票的人可兑付资金，但只有持有人的身份被完全证实，钱庄才会兑现汇票。”

1911年美国地理学家盖洛拍摄的西安城私家园林

尼克斯所见的众多钱庄、票号位于盐店街、南广济街、梁家牌楼等地。西安银钱业在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时一度达到巅峰，各地进贡的巨额银两的输入极大促进了西安钱庄、票号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不少钱庄、票号遭到抢掠，“据估计，仅在一条街上，4000000两银子（大约50万美元）在头天晚上被偷走”。由此也可见清代西安城银钱业规模之大。